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博士馮立國撰文說，后現在中國好多行業都似乎進入了“寡頭競爭”的發展階段，行業內就剩下少數幾家大企業在競爭，比如家電零售業的蘇寧和國美，電信設備制造業的華為和中興，家電制造業的海爾、美的和格力，乳業的蒙牛和伊利，飲用水生產業的娃哈哈和農夫山泉，肉制品加工業的雙匯和雨潤，以及工程機械行業的徐州重工、中聯重科和三一集團。寡頭競爭是經濟發展到大企業時代的主要競爭方式，寡頭之間的競爭和合作決定了所在行業的發展質量。如果寡頭之間是一種良性競爭，那么毫無疑問，必然有助于提升所在行業的發展質量和在國際上的地位;反之如果進入惡性競爭的循環，那么絕非該行業之福。這也不是社會公眾各界想要的大企業競爭。

　　最近發生的陳永洲事件像一部電影，一開始就是激烈的沖突，隨后的劇情更是跌宕起伏。此次事件的直接相關企業是中聯重科，一家2012年營業收入超過900億元的大企業;但顯然該事件還有其他相關企業，國有同行、民營同行和外國在華同行都有可能。但不管是誰，這件事僅僅是過去幾年間工程機械行業發生的若干次惡性競爭事件的延續而已。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向中速的換擋過程中，工程機械行業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寡頭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白熱化，甚至已經脫離理性競爭階段而進入“超限戰”。

　　工程機械行業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

　　工程機械行業高速成長的背景是城鎮化。過去20年是我國城鎮化率提升最快的一段時期，城鎮化率從不到30%快速提升至超過50%,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以上。這就造就了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徐工集團2002年營業收入只有63億元，2012年該指標已經達到了1011億元;中聯重科2003年營收只有33億元，到了2012年已經到達到了902億元;三一集團2003年營收只有32億元，到了2012年已經達到了823億元;柳工集團2002年營收只有23億元，到了2012年已經達到156億元;其他如美國卡特彼勒、日本小松、沃爾沃集團重工等外資工程機械企業也都在華獲得了快速成長。

　　推進城鎮化，就需要大量的挖掘機、混凝土機械、起重機、推土機等等。但問題是，盡管中國城鎮化進程仍然會推進，但工程機械的保有量是持續擴大并且規模十分龐大，新增的城鎮化率對于工程機械的增量需求是不斷減少的。應該說，城鎮化率的繼續提高對于工程機械的增量需求的邊際貢獻是遞減的。這是第一。第二，不得不又要提到四萬億投資。事實上，城鎮化對于工程機械需求的貢獻在國際金融危機前后，2009-2010年，已經出現了邊際效應遞減的趨勢。四萬億投資直接刺激了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其引致效應就是工程機械行業獲得了“又一個春天”——各個企業紛紛擴建廠房、上馬生產線、擴大產能。工程機械產能在短短時間內獲得了大幅擴張。但隨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刺激政策退出，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工程機械行業的“寒冬”還是到來了。

　　行業嚴重產能過剩背景下的惡性競爭

　　郭德綱的相聲里有一句名言：同行間是赤裸裸的仇恨。這句話用在經濟下行背景下的工程機械行業再恰當不過了。從當初的“短信門”、“行賄門”、“暗殺門”、“間諜門”、“總部搬遷”,到最近的陳永洲事件乃至企業背后的官商關系，工程機械行業這個非消費品行業、不與公眾直接接觸的行業，卻屢屢能爆發出令社會廣泛關注的事件。應該說，無論人才競爭、并購競爭、還是其他營銷方式競爭，都還在正常的寡頭競爭范圍內，但行賄門、暗殺門、間諜門、“雇傭記者毀壞聲譽”等競爭方式顯然已經超出了正常的企業競爭手段范疇。這是一種上不了臺面的惡性競爭方式。記得史玉柱曾經寫過一篇《中國民營企業的13種死法》，其中第一種死法就是不正當競爭：競爭對手在整你，你在明處他在暗處，誣告你，通過打官司破壞你的聲譽。為了贏而不擇手段，是當下一些行業寡頭競爭的寫實。

　　中國企業要“風物長宜放眼量”

　　我上大學時期讀過一本書，叫《內耗論》，印象里主要講的是一個組織、團體、行業乃至一個國家中的人力資源在無止境的內斗、內耗中不斷耗散的道理。事實上，今天的工程機械大企業們不正是在做這樣的事情嗎?惡性競爭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風險，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三敗俱傷。特別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資源、作為社會公信力的政府資源如果摻和進來，弄不好更要傷害媒體和政府的公信力。這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全輸”。

　　新一屆政府提出通過轉型升級，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同樣，惡性競爭的企業競爭局面也不可持續。現在一些大企業做法顯然過于短視。就工程機械行業來說，城鎮化率在超過50%后，仍然會有一段較快的經濟增長時期，直到城鎮化率到70%時才可能穩定下來，工程機械企業的未來發展空間還是有的。別忘了，卡特彼勒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經遇到調整期，但經過轉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工程機械行業的領軍企業和產融結合的代表性企業。中國工程機械企業的眼光應放長遠，也可以學習日本企業“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的關系，靈活地適應經濟的中速增長，主動轉型升級，勇于承擔更大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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